“我國已進入信息時代，但在與一些省市級領導交流中，發現不少人還在用工業時代的指導思想和方法發展信息經濟。”中國工程院院士李國杰在2016中國計算機大會（CNCC）上表示，推動“互聯網＋”中出現的許多問題，其根源是對時代的認識不到位。

CNCC創建于2003年，每年由一個城市主辦，已經連續舉辦12屆。今年的大會是規模最大的：10多位院士講者，30多場前沿技術論壇，50多場技術專業交流活動，300多位國內外計算機領域的專業學者企業人士。人工智能(AI)、虛擬現實(VR)、大數據等“風口”議題吸引了眾多聽眾。

李國杰認為，中國進入經濟“新常態”，標志著中國進入以信息化驅動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村現代化的新階段，是經濟和社會管理的躍遷。新中國成立初期在工業化幾乎是空白的條件下，第一代領導人敢于提出“以工業為主導，以農業為基礎”的方針，那么現在應實行“以信息化為主導，以工業化為基礎”的發展戰略。

他舉了一個例子。19世紀，汽車在英國開始流行。1865年英國議會通過了一部《機動車法案》，后被人嘲笑為《紅旗法案》。其中規定：每一輛在道路上行駛的機動車，必須由3個人駕駛，其中一個必須在車前面50米以外做引導，還要用紅旗不斷搖動為機動車開道，并且速度不能超過每小時4英里（每小時6.4公里）。

李國杰舉這個例子，是為了提醒政策制定不要逆時代發展。因為我們在信息化發展中，也頒布過一些不利于互聯網普及的法規。

另外，他認為雖然現在信息領域不斷出現云計算、物聯網、智慧城市、大數據等各種新詞，但是并沒有出現支撐經濟繁榮的基本創新。目前，我國還處于信息消費的初級階段，年人均信息通信技術消費只有300美元，不到美國的十分之一，巴西的三分之一。因此，要把提高人均信息消費水平作為一個目標。

“信息社會與工業社會有非常大的差異，有不同的系統結構、不同的基本理念、不同的發展目標。”中國人民大學信息學院教授陳禹簡略分析了各個社會形態的不同：農業社會是孤立的熟人社會基礎上的自然經濟；工業社會是平面式簡單交換市場結構；而信息社會則是立體化、層次化、網絡化的復雜結構，因此分工和合作也要從過去被動的分工合作轉變為共贏、共享、自覺的分工合作。

電子科技大學教授周濤是大數據挖掘與分析領域年輕卓越的創新者。他認為信息社會經濟和勞動力構成會發生很大變化。大量原有勞動崗位，重復性勞動甚至具有一定創造性的勞動崗位都將被智能技術和設備替代，甚至包括醫生，都有可能被替代，由機器來診斷并開具處方。商業和政府組織形態發生變化，商業組織輕型化、個人經濟開始崛起，同時過去以信息封鎖和壟斷的控制方式失效。

這些變化都將改變原有的社會管理、運行方式，社會管理者、政策決策者都應認清這些轉變。

實際上，在發展信息經濟時，應該認清的不只是滯后，也要防止冒進。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中國科學院院士譚鐵牛在大會上表示，“要警惕人工智能進入下一個寒冬。”他介紹說人工智能產業化應用蓬勃發展，2015年全球人工智能市場規模為1270億美元，今年預計達1650億美元，到2018年預計超過2000億。但在人工智能領域的投入和產業化發展進入了爆發期時，更應冷靜對待。

今年3月，人工智能AIphaGO在圍棋人機大戰中贏了人類高手，這次對決提高了人們對人工智能技術的期望值。“人工智能”“大腦”“類腦”“機器人”遂成為熱詞，引起了投資界的狂熱。

然而，譚鐵牛提供的一組數據顯示，智能機器人、認知專家顧問、機器學習、自動駕駛汽車等人工智能熱門技術正處于“期望膨脹期”，不過，接下來可能進入“幻滅期”。所以必須清楚看到目前人工智能在現實中的應用還有諸多技術瓶頸和局限，吸取教訓避免重蹈“盛極而衰”的覆轍。

關于人工智能創業，譚鐵牛認為跟風口不如找關口，要重視前沿基礎理論研究。他舉例說，當下的熱點是深度學習，但是深度學習不等于AI，深度學習只是人工智能領域機器學習方向的一種方法，也存在明顯的局限性，所以需要進行思考如何克服這個瓶頸，人工智能發展下一個關口在什么地方。（本文由中國首家互聯網法律+O2O第一門戶——獵律網整理）